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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之夏,我的六四记忆

责任主编:孙穷理

一九八九年,我国三,喜欢看报,尤其喜欢看政治新闻。此前一年,蒋经国过世,此前两年,台湾刚解除长期以来的戒严令。

那年,李登辉的总统之位还没坐稳。国民党旧势力正磨刀霍霍,準备向这位某种意义上算是「靠运气」才能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的第一位台籍人士下手,好在隔年正式的总统大选中,将他一脚踢出权力核心。

那年,我还不知道这位看起来硬梆梆、寡言、少笑容,有着不太像一般台湾人的高大身材的「扈斗总统」,会为台湾带来几近翻天覆地的改变;当然更无法预料,此后廿年由他开启,由民进党接棒的中华民国台湾化进程。然而即使只是一个国三学生,我也知道台湾社会正隐隐酝酿力量,即将迎接一场不可测的改变。

我知道自己站在历史交口上,听到时代改变的涛声正逐渐从远处传来,不知何时将掀起滔天巨浪,更不知这个我以为的巨浪是否最后只会形成一朵小小的水花。

那年夏天,我更关心的是即将到来的高中联考,时代将改变,而我也在人生的关口上。我与同学挥汗读书,庞大的升学压力带来的紧张让教室空气濔漫着诡异气息。我们很用功,也很放肆,笑得比平常大声,打闹得更加厉害。最大的解压方式,是扮起金庸小说的武侠人物,在国一国二及国三放牛班的学生都回家的第八、九堂下课时间,狂奔整个校舍,互相砍杀追逐。彷彿这些虚幻的刀光剑影,能为我们挥去沉重的不安。

同一时间,中国传来惊人的消息,那时是四月,北京地区各大学的学生集会天安门,要求重新评价刚过逝的中共开明派代表人物胡耀邦。

随着时间演进,天安门前广场聚集的学生越来越多、诉求越来越广泛也越强烈。当时台湾报禁虽然已经开放一年,但联合与中时依然是垄断性的媒体。我和同学一边準备考试,一边关注对岸形势的发展。电视上、报纸上,一篇篇、一幕幕有关北京学运的报导及分析,搞得大家也跟着沸腾起来。是啊,那时我们都还是「中国人」,我们睁大了眼想看看是否沉睡的巨龙即将惊醒。于是上课时,有人偷塞耳机,随时等着听北京传来的最新消息;下课时,大家围着一伙讨论,究竟王丹、吾尔开希哪个帅?柴玲跟他们谁比较聪明?最夸张的是一个同学居然写信给吾尔开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封没有收件人详细地址的信居然获得回音。在某个夏日早晨,我们一群人兴奋地围在同学桌边,看着满满一张信纸,一人一语带着欣羡的口气,展开有生之年第一次简体字大猜谜,感觉犹如得到挚爱偶像的亲笔回函般兴奋。是啊,即使正被联考痛苦的折磨着,我们依然是追梦的青春少女,而怀抱理想,胆敢跟当权者抗衡的勇士,当然是我们的无敌偶像。

那也是个世界局势变动的年代。四月至五月学潮,中共党中央对学生展现前所未现的宽待,党领导干部接见学生、倾听学生的诉求。我至今犹记得吾尔开希为表不肖官倒李鹏(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穿着一身睡衣,前赴谈判的模样。那样的画面在电视中重覆播放,报上开始出现这些学生是否过于自我膨胀的检讨声。上学时,我也与同学们讨论并争执着,吾尔开希究竟是太跩还是带种,当做课余的有趣话题。

这些新闻全数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五月十五日,旧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巴契夫前往北京,展开访谈。全世界的记者同时聚集此地,準备报导两个同在蜕变中的共产大国领导人世纪会谈。学生们似乎打算趁着外国记者群聚、世界注目的时刻,争取政府更多让步。

就在戈巴契夫到访前两天,绝食运动将学潮带上另一波高峰,同时原本学运的支持者,也有部分人士出现该适可而止的论调。

此时,台湾的报纸除了依旧持续报导北京学潮,也大篇幅比较戈巴契夫所领导的苏联民主化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讨论究竟是苏联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改革,还是中国经济开放、政治依旧紧缩的政策,能使共产世界成功转型?谁终将通过历史的考验成为未来典範?当时谁都没料到,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

戈巴契夫离开中国后,北京的气氛更趋紧张。同情学生的赵紫阳遭到软禁,接着北京宣布戒严。学生们仿效美国自由女神所做的塑像在广场中被立起,广场中播放着台湾歌手集体创作的歌曲〈历史的伤口〉。山雨欲来风满楼,学生的脸上更多是焦燥而不复学潮初起时的自信。我和同学们在小小闷热的教室中,时不时轻轻地哼唱着:「矇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我已经忘记那是否是一个躁热的夏季,只记得在那哀伤歌词背后传来的不安。那是我的祖国、梦中的中国,那些血脉相连的同胞会有什幺样的命运?

事情来得让人措手不及。六月三日解放军入城,次日凌晨起,展开军事镇压,坦克上的机关枪扫向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学生倒于血泊,混杂血水泪水的画面透过还留在北京当地的国外媒体传到各地。我在电视前掩面哭泣,心中一边想,是否小时候在《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中读到的东汉和宋代太学生学潮被镇压就是这样?当天上学,班上一片愁云惨雾,那位时常偷听广播的同学,哭得尤其厉害。

之后,我们的心情跟着报导持续起伏。王丹被抓了,他会被判死刑吗?柴玲跟吾尔开希有没有逃出来?他们还好不好?是不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会帮忙营救?还是有谁能帮忙呢?大学时,我在课堂上听到老师教到戊戌变法失败,变法要角谭嗣同被补后写下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一瞬间回想起六四时的种种画面,望门投止的张俭,在逃亡的过程中,连累了无数护卫他的支持者;六四后成功逃亡的吾尔开希跟柴玲,回想起广场上那些来不及逃的,消失的青春生命,怀抱的是怎幺样的心情?他们是学潮的要角、重要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营教者主要的协助对象,而那些默默死在广场上的无名者,终究只能被历史掩盖所有存在过的痕迹吗?所谓革命的豪情与壮烈,究竟是多少残酷现实所砌成?人为了理想要牺牲坚持到什幺地步?我至今没有答案。

一九八九年,我迈向了高中生活。同年,随着苏联势力撤出,东欧共产世界,一国接着一国,各自完成政治改革,成为民主国家。第二年,台湾大学生仿效天安门学运的精神,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竖立起巨型「野百合」雕塑,静坐抗议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制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在民意的支持下,李登辉一步一步展开民主改革,同时扫除政敌。然而那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唯独北京以外的中国人都不知道的流血事变,终究给中国带来什幺样的变化?依然众说纷纭。

而我在将近廿年后,在相较于事件当年显得异常冷淡的台湾社会氛围中,时常想起一九八九年,那个我和许多同学,都还认为自己与中国人血脉相连的夏天。

注:1.为免记忆错误,文章中事件发生年代曾经查证。

2.六四事件发生时,我每天剪报,记录事件的发展。事件发生后好些年,仍持续关注当年学运参与者的下落。虽然事隔多年,当年看到的一切,彷彿历历在目。 我一直想写些什幺,记录我心中的六四,也纪念国三时的疯狂生活。选在一个与六四完全无关的日子,发表这篇文章,当作对青春岁月的凭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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